6月17日，浙江农林大学汉语国际推广茶文化传播基地主任王旭烽教授关于“吴越国对延续中华文明发挥的独特作用”的讨论引用在文章《保境安民:吴越国延续中华文明的独特作用》上，被潮新闻客户端关注并发表。王旭烽教授的观点有三：第一，吴越国自身文化、科技等发展对延续中华文明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吴越国的文化贡献。第二，吴越王朝与中原王朝乃至契丹的互动，对于促进中华文明的进步有着重要作用。第三，重新链接起良好的中华南北文化循环交流是吴越国对中华文明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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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采访原文：
绵延五千年而不绝的中华文明，彰显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是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并将“连续性”放在首位，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且闭关而修蚕织”。距今一千多年前的吴越国历经三世五王，始终奉行“保境安民、善事中国”政策，在五代十国动荡不堪的乱世中，开辟了一片净土、护佑了一方百姓。更以其相对亲民的政治、繁荣的经济、发达的科技和多元的文化，赓续了中华文脉，为宋韵文化乃至更为长远的中华文明发展夯实了基础。本期我们邀请3位嘉宾，一起来探讨吴越国对延续中华文明发挥的独特作用。
生生不息的文明创造
记者：从公元907年钱镠被封吴越王，到公元978年钱俶纳土归宋，吴越国是五代十国中存续最久的一个政权，更成为唐宋之交的一个经济文化发展高地。请您谈谈，吴越国自身文化、科技等发展对中华文明有哪些重要贡献？
张国刚：吴越国虽然存在时间不到百年，但这块地区所呈现出的生生不息的文化，其实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自古以来的传统。从上山文化到良渚文明，中华民族的一些基因、特性就已经出现了。到了三皇五帝，相传大禹治水就已经到过吴越地区，越王勾践的先祖就是夏禹；吴国的第一代君主吴太伯是周文王姬昌的大伯，可见吴国和越国的土著文化既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又作为贡献者共同形塑了中华文明的特征。此后的每一个朝代，吴越地区和中原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更在分裂的时代几度保护了中华文明。就吴越国而言，前有晚唐、后有南宋，都是风雨飘摇、文明文化遭受巨大破坏的时期，而吴越国能保持一个地区相对和平而稳定的发展，本身就是给中华文脉的保护和传承打了一针“强心剂”。
如果要谈具体的成就，我个人认为，吴越国的水利技术是很值得一提的。吴越国境内江河湖海一应俱全，但地势低洼，河水入海渠道不畅，是我国海潮灾害最频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钱镠在杭州主持修建捍海石塘，调集数十万军民，在钱江北岸开启了水利大会战，大大缓解了潮侵之患，还留下了“钱王射潮”的传说。吴越国时期的各种水利工程，不仅在当时遥遥领先，更折射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战天斗地的意志和精神。
王旭烽：如果从晚唐藩镇割据算起，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时空上一大动乱时期。而吴越国恰恰是在其间延续中华文明，并为之提供新鲜精神滋养的重要区域。
在这里，我主要强调吴越国的文化贡献，这种贡献是建立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意识的大一统国体观上的。大一统国体观数千年来基本得到延续，却在五代十国时期被严重挑战，中华大地被肢解，割据成为一种常态。而吴越国自始至终对中华民族大一统保持着捍卫的立场。这或许也源于士大夫精神对钱氏王族的渗透影响。在那个以武人烧杀抢掠为常态的时代，诸多区域出现了文明严重倒退的现象。正是把儒家文化作为主体意识形态，决定了吴越国君臣间能保持基本正常关系。从开国君主钱镠与晚唐大诗人罗隐的关系中，以往我们更多强调的是君主对文人的私人情感与尊重，但若从五代十国特殊的文化生态来看，可知二人之间还有一种儒家文化相互渗透的关系。君主对这种关系的正向态度，也势必影响吴越国的治国理念。
黎毓馨：与五代十国时期其他几个国家相比，吴越国遗迹遗物的丰富性、完整性和珍贵性都是首屈一指的，不仅有反映物质文化的金银器、秘色瓷器、投龙银简、玉器，还有反映精神文化的雕版印刷、雕塑艺术作品，另外碑刻也很多，类型齐全，体系完整。这些文物遗存，也成为吴越国文化、科技等方面成就的强有力证明。为此，早在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就在《加强对西湖文化的保护》一文中，强调对西湖四周吴越文化、南宋文化、明清文化的深刻印记，“一定要保护好，利用好，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举例来说，其一，西湖出水的钱镠、钱元瓘、钱弘佐、钱俶投龙银简，表达了历代吴越国王祈求风雨顺时、军庶康安、兵革不兴、封境宁谧、寿筭延长、子孙隆盛、家国无忧的心愿。其二，杭州、福州、苏州等地现存的寺院和佛塔遗迹，展现了吴越国高超的建筑技术。公元964年建造的“越山吉祥禅院”（现保存华林寺单檐歇山顶大殿），是目前江南最早的木构建筑；杭州六和塔、苏州虎丘塔、台州黄岩瑞隆感应塔等都是吴越国时期所建的楼阁式砖塔，塔身砖砌、外檐木构的吴越佛塔对宋代佛塔的形制、结构影响很大。其三，始于唐朝的雕版印刷，在吴越国得到了急速发展。据学者张秀民统计，钱俶与高僧延寿所印佛教经像、咒语，有数字可考者，竟达到六十八万二千卷。发现于湖州飞英塔的公元951年的刻本《妙法莲华经》，经折装，大字版，有插图。吴越雕版泽及后代，宋元时期五部《大藏经》在吴越故地刊印。其四，吴越国的瓷器烧造技术炉火纯青，带动了青瓷之风尚，特别是秘色瓷制作工艺登峰造极。出土于钱镠母亲水丘氏墓的三件越窑顶级青瓷，如今是临安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发现于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的秘色瓷莲花碗，是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
记者：尽管中原王朝政权几度更迭，吴越国三世五王始终奉中原王朝为正统，并且接受其册封。在您看来，吴越国与中原王朝乃至契丹的互动，如何促进中华文明的进步？
张国刚：从外交上的灵活性和广泛性来讲，吴越国是很突出的。它不仅通过保境安民、善事中国来争取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也通过积极进贡、发展经济和贸易来加强友谊。包括虔州之役后，吴越国北上中原的陆路交通被封锁，还坚持开辟海上道路，入贡京师。据史料记载，吴越国还是南方最早与契丹朝廷接触的国家。这里面既有对自身安全、利益的考量，也是出于对中原王朝的认同感，事实上蕴含了一种外交智慧。
这种外交谋略有几个方面的积极意义：从家族层面来讲，历史上很多跟中原王朝对抗的大家族都不能善终。而钱氏家族代代繁衍，较少受到战争波动，后审时度势、纳土归宋，保存了血脉，钱氏族人被历史记载者不可胜数。所以归顺朝廷是吴越国君王对家族负责任的做法。从治理层面来讲，钱氏王朝对内实施善治，对外积极奉中原为正统，保障了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保护了吴越百姓免遭生灵涂炭，与中原王朝乃至契丹的互动，也促进了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互鉴，体现了吴越君主的民族大义和现实关怀。
王旭烽：吴越国的基本国策是奉中原王朝为正朔，这种关系首先便会体现在政体上，其中上贡与封赏是基本形态。另外，吴越国人的经商血液是不受约束的。当战争打断正常的交通要道时，吴越国甚至能通过海上航线，用茶叶、丝绸、瓷器等换取契丹的马匹。特别要强调吴越国对外贸易中茶叶贸易的地位。茶叶贸易对整个中华文明起着血脉流通的作用，是中华文明一大文化符号。吴越国对茶叶之路的开辟至关重要。当时动辄数万斤的贡茶运往北方，可测算出吴越国庞大的茶叶生产量。其与契丹之间的茶叶贸易，还促进了洲际交流，开辟了亚欧之间的茶叶之路。这些频繁而又规模巨大的茶叶贸易，让双方都获得了巨大利益，从而推动了经济社会进步，也为后来中国茶叶往北走向蒙古和俄罗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今天提到的万里茶道，可以说是从吴越国时期开始的。
文脉传承的中流砥柱
记者：吴越国崇礼重教，重视文化建设，延揽各方人士，为文化发展和文脉传承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如何看待吴越国对后世尤其是南宋以降中华文明的影响？
黎毓馨：自秦至唐的一千多年中，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吴越国十分重视以文兴国，多措并举延揽天下名士。据传，吴越国内专门设置“握发殿”“择能院”以选士，钱镠还专门派画家在松江边境为南下的北人画像，从中物色人才。中原人士名流、文化精英纷至沓来，中原繁荣的文化和先进的科技也随之传入，与吴越国本土文化交融，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建筑、工艺、文学、绘画、藏书、天文等文化现象，为唐代以来豪放、磅礴的文化风格，增添了一丝江南的内敛与婉约。
与此同时，钱氏君王重视对吴越都城特别是杭州的建设，如钱镠三次扩建杭州，浚西湖凿水井解决居民用水等，使得杭州成为北宋“东南第一州”，奠定了南宋临安城的基本格局。据史料记载，钱氏三世五王治杭期间，杭州人口明显增加，对杭州历史地位的提升和此后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发挥了重要作用。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认为，正是从吴越国时期，杭州这个城市从一个三等城市跃升为第一等的城市。而单从杭州自此之后对江南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影响来看，吴越国的贡献十分巨大。
王旭烽：我认为，重新链接起良好的中华南北文化循环交流，是吴越国对中华文明的一大贡献。在中华民族走向统一的过程中，有些时候免不了战争和暴力，导致一些区域饱受战火摧残，文明遭遇威胁。吴越国自始至终相对和平地赓续着中华文脉，且文学艺术、人才教育、民俗信仰、工艺营造等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果都十分显著。特别是纳土归宋这一举措，并非仅仅只是献上了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五十五万六百八十户、十一万五千一十六士卒，以促成国土意义上的统一；钱俶亲率包括钱氏家族族人在内的3000多人北上汴梁，还使江南文化以一种特殊而柔软的方式进入北国文化中心。这是一种以南方日常生活方式为主的展开，也是一种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的传播，因此更具备普及性。
张国刚：毫无疑问，吴越国是宋韵文化的重要基础和源头。第一，在北宋时期，吴越国的文化风尚、饮食风气、着装风格等，已经对宋代社会生活产生了一些影响。两宋期间，钱氏人才涌现，名人辈出，成文于北宋初年的《百家姓》中，“钱”姓能排在“赵”姓之后，位居第二，这是值得思考的。第二，吴越国存续期间与北宋朝廷的友好关系、三世五王对吴越地区特别是杭州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平归顺后两浙的高度繁荣等，可以说都对后来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有直接影响。
而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我们当下要深入挖掘和研究吴越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不能仅限于前后几十年或者几百年，还要重视“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滋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重大命题。换而言之，在当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不但要接着讲，还要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在这一方面，我觉得特别要强调《钱氏家训》的现实意义。“子孙虽愚，诗书须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等理念，不仅是钱氏后人奉为圭臬的祖训，也能为当下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一份力量。
海外交流的一扇窗口
记者：吴越国地处东南沿海，与日本、朝鲜、印度和阿拉伯一些国家保持密切的经贸和文化往来，您认为吴越国与海外诸国的交往交流，怎样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形态和内涵？
张国刚：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曾经这样总结浙江文化的特点：融会了多元文化的精神特质，兼具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长处，融合了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之精髓，反映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激荡。“兼具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长处”“融合了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之精髓”，吴越国是一大代表，甚至可以说是五代十国期间中华文化对外展示和交往的重要窗口。吴越国的海外贸易继承于唐代后期，以明州（今宁波）等为主要海港，与日本、朝鲜、印度、阿拉伯等建立了频繁的海外贸易关系，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输出海外的货品主要有丝织品、瓷器等物，从海外输入的主要有朝鲜的马匹、药材，日本的砂金、木材，阿拉伯的火油等。为了便利海上贸易，吴越国不断创新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将原本难以在长江入海口靠岸的船只，改良成了平底沙船，船只可以直接进入钱塘江，这也间接带动了吴越国海上军事力量的提升。航海贸易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有记载，吴越国“航海所入，岁贡百万”。
吴越国将海外贸易发展到如此水平，此后两宋时期的统治者也十分重视海外贸易与交流，进一步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壮大。如今，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浙江向海图强、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工商皆本等发展理念和策略的形成，在我看来，与吴越国也存在一定的联系。
黎毓馨：需要强调的是，吴越国的海外交流不是单向的，而是兼收并蓄、相互赋能的。随着国际市场的形成，一些独特的技艺和产品也随之进入吴越国。据《吴越备史》卷二《文穆王》记载：“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以铁桶发之。水沃其焰弥盛。”火油即为石油，也称猛火油，产自阿拉伯地区，吴越国将其作为“秘密武器”。
吴越国与日本之间“经书回流”的故事也值得一提。吴越国与日本、朝鲜当时文化交流颇深。在日本奈良地区多次出土钱俶公元955年所造的阿育王塔，而在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了日本平安时代“饶益神宝”铜钱，宁波天封塔地宫出土了朝鲜统一新罗时期的鎏金铜佛立像。据记载，最早的中国化佛教宗派天台宗，历经唐代会昌法难，教籍被焚毁，面临传承危机。到吴越国钱俶统治时期，天台宗高僧羲寂从日本和朝鲜半岛网罗佚失的天台教籍，获得巨大成功，为天台宗中兴打下了基础，可以说是曲线救“文”的一桩美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