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9日在苏州展开的传统工艺青年人才论坛中，文化部副部长项兆伦出席论坛并作了题为《正确认识非遗，是正确有效地保护、传承和发展非遗的前提》的发言。
项兆伦谈到，有效的保护措施是能够确保非遗生命力的措施。这些措施既包括非遗法明确的认定、记录、建档和传承、传播等措施，也包括公约提出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以及振兴等措施。目前在高等院校开展的非遗传承人群研培工作，让相关项目的传承人群“带着问题上大学”，在有针对性的学习、研修及与大学师生的双向学习、互动中，加深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拓宽眼界和知识面，提高传承和再创造能力，是将“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相结合的重要途径。这也是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后继有人”的具体举措。
这与汉语国际推广茶文化传播基地的使命正一致。基地围绕中华文化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积极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观念下的中国茶文化研究与宣传；在此理念下，组建高水平的茶文化国际教学团队，积极研发适用于国际传播的茶文化培训教材及教学资源，面向孔子学院院长、教师和志愿者开展茶文化培训；并积极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茶文化全球数据文献库；通过全球一百多个国家，五百多所孔子学院与一千所孔子课堂的网络编织，在全球设立茶文化体验馆。
为此，我们需要回顾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核心内容，并剖析茶文化作为非遗保护的重要概念与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及交流
2003 年 10 月 17 日，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简称教科文组织 )大会讨论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为：非遗是世代相传、并在适应周围环境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得到再创造的文化遗产，具有为相关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这种文化遗产是鲜活的而不是静止的。它是传统在今天生活中的现实体现，并在传承中不断被赋予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
非遗的主要形态是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载体是相关的工具、实物和文化空间等。非遗是在实践中传承的，实践是能动而有创造性的。因此，非遗的传承是能动的而不是消极的。在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等非遗形成、保持的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不断提升非遗的当代实践水平，对于保护并增强非遗的生命力，维护并丰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至关重要。
考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它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 又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无论是国家、保护机构，还是教育机构以及民众，都有职责和义务参与保护，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普遍的意愿和共同关心的事项,各社区, 尤其是原住民、各群体, 有时是个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保护、延续和再创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为丰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性做出贡献；而且还需要考虑到必须提高人们, 尤其是年轻一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重要意义的认识, 公约第十四条因此明确规定：各缔约国应竭力采取种种必要的手段，以便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中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主要通过：
1. 向公众, 尤其是向青年进行宣传和传播信息的教育计划；
2. 有关社区和群体的具体的教育和培训计划；
3.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尤其是管理和科研方面的能力培养活动；
4. 非正规的知识传播手段。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品味武夷岩茶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非遗”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的见证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体现着民族生命力和创造力。
茶是其中的代表。考古发现，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出土的树根，是迄今我国境内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人工种植茶树的遗存，距今约6000年。这批科学检测为山茶属茶种植物的遗存树根位于先人居住的干栏式木构房屋附近，周围有明显的人工开挖的浅土坑，并伴随一些碎陶片，这说明它不是野生的，而是由人工栽培的。而大量科考结果证明，位于中国云南的西双版纳巴达大黑山野生型古茶树据有1700年树龄，南糯山栽培型古茶树亦有800年树龄，它们业已成为辨证茶叶源流的“活化石”。
国人植茶、制茶、饮茶历史上千年，茶叶在历史上长期作为连接中国与东西方世界最重要的贸易产品和文化纽带。可以说，茶不仅彰显着特定历史、区域或族群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结晶，甚至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因此，承认茶在中华民族文化史的重要地位，保护中国茶传统制作工艺，意义非凡。
值得注意的是，非物质文化与对应的物质文化关系紧密，不可割裂，需要有着科学的认识和说明。以“武夷大红袍”为例，众所周知，在这个全国唯一的“中国茶艺艺术之乡”，千余年悠久历史的武夷茶文化遗址遍布其间，还有被茶界泰斗陈橼先生视为“全世界最先进的制作技术，无与伦比，值得中国人民雄视世界”的武夷岩茶制作技艺。
武夷岩茶是产于闽北武夷山岩上乌龙茶类的总称，主要品种有武夷水仙、武夷奇种、大红袍等。其中，大红袍最为名贵，品质最优，素有“茶中状元”之美誉。 武夷岩茶如此备受推崇，除了有赖于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适制乌龙茶的品种资源外，还应归功于其独特精湛的制作工艺。武夷岩茶（大红袍）传统制作技艺，源于明末，成于清初，经历了千余年历史的技艺传承。其间蕴含精深的科学要义，是研究乌龙茶气候与品质、内因变化与花香形成的重要科研课题。
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福建武夷山市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Wu Yi tea (dahongpao) traditional manufacture craft and custom)榜上有名，成为唯一的茶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岩茶(大红袍)传统手工制作工艺制作的流程有采摘、倒青(晒青)、晾青、做青、炒青、揉捻、复炒、复揉、初焙、扬箕、晾索、拣剔、复焙、炖火、团包、补火、毛茶装箱、精致分筛、归堆近20道工序.，其中最主要的10道制作工序,即采摘、萎凋、做青、双炒双揉、初焙、扬簸晾索及拣剔、复焙、团包和补火等。
作为首批唯一的茶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岩茶（大红袍）传统制作技艺被评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笔者分析盖当取决于以下几个原因:
地域性：
具体到茶，其物质层面的重要因素也包括基于特定地域的独特原料。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能跻身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于其具有不可复制性。武夷岩茶的扎根土壤在武夷地区，具有特定的地理文化内涵，因岩而韵，岩区之内、山水之间，方孕育出如此厚重悠长的岩味。正如大益立足勐海，并广泛占有这一最重要普洱茶产区的优质原料；龙井同样离不开西湖产区不可复制的宝贵原料资源。认识到这些，有利于我们更全面系统地理解并思考中国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
历史性：
武夷岩茶（大红袍）传统制作技艺，源于明末，成于清初，经历了千余年历史的技艺传承。然而在中国制茶工艺的保护话题方面，我们也应避免这样的误读：“唯有最传统与原始的工艺，才是可贵并值得保护的”。这并非文化遗产的标准定义。所以，“纯粹的‘原生态'是没有的，有的只是文化事项内在的、不变的特质……这也正是遗产保护工作中最需要瞩目的地方。”的确如此，一方面，武夷岩茶（大红袍）制茶技艺是茶农在漫长的制茶过程中总结创造出独特的手工制作工艺，现代机械无法完整替代，全凭人工实践经验、现场感觉来进行手工操作，传统制作流程环环相扣，不可或缺，存在历史的技艺传承性。另一方面，在制造过程中，要精选适制的茶树品种，严格采摘标准，又需运用精湛细致的焙制技术。对茶质起关键作用的萎凋、摇青、做青、双炒双揉、焙火等工序，更是需要高超的技能，
文化（技艺）传承性：
广义的茶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实践中与饮茶相关且具有传承性和连续性特征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内容包括物质文化（茶叶本身、茶生产工具、茶器等）、精神文化（有关茶的风俗、传说、茶美学、茶艺术）、行为文化（茶文化节庆、茶艺表演）。武夷茶的记载自唐代起，至宋代达到鼎盛，明末清初已经有了完整的正山小种红茶与武夷岩茶的制作技艺，二十世纪武夷茶业经过三次飞跃发展。无论从物质乃至精神而言，武夷茶的发展力量丝丝缕缕而无断绝。
特殊性有三：
其一，武夷岩茶(大红袍)传统制作技艺的不可复制性
大红袍手工制茶技艺的非物质文化内涵,重点在于其不可复制性,如 “看青做青,看天做青”、“两晒两晾”、“低温久烘”等,这些技艺依赖于大红袍独特的生长环境与原料的地域性,与武夷山脉地理地貌、以及特殊的土性是分不开的,在武夷山区域外无法应用.
其二，武夷岩茶(大红袍)传统制作技艺纯手工制茶的复杂性
大红袍的传统制作技艺萌芽于16世纪,茶农在漫长的制茶过程中总结创造出独特的手工制作工艺,是现代机械无法完整替代的,全凭人工实践经验、现场感觉来进行手工操作.大红袍属于半发酵茶,与其他茶类相比,制作工艺更加繁杂,每道工序对茶的品质都有重要影响,因此需要特别讲究.
其三，武夷岩茶(大红袍)传统制作技艺传承的不确定性
在武夷山,从事茶叶生产制作的人口约有4万,其中,栽种制作“大红袍”的只占到百分之六七,大约不到3000人.而且大红袍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需要长年累月经验的积累和几十年如一日的恒心,年轻人大都不愿尝试.现在传统大红袍的一线制茶工人多在60岁上下,面临着断代的危险,这也是大红袍制作技艺能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此作为物质文化代表的武夷岩茶和非物质文化代表的传统制作手段，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大体上，两者作用方式通常是非物质文化催生物质文化，而物质文化中包含非物质文化。
自2013年起，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已开始积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待续）
图文编辑/郑欣
